按照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的记载，其中有两处涉及滕子京与钱财有关，这就是后人断定他为贪官的佐证。理由是“用公使钱无度”而又“悉焚公使历”；再就是经手修岳阳楼，“自入者（中饱私囊）亦不鲜”，好像是“贪污行为”。我看，世上的事历来都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史无定论，何况是千年以前的事，你找谁对证去。其实，只要细心考察，研读一番，我想，大概也不是那么回事吧。首先，史学界从来都认为司马光的《涑水记闻》只是随手记录的杂记，那是用来准备撰写《通鉴后纪》的素材，而且绝大部分内容来自所闻和所传闻，作者也未经认真核实。且不说《涑水记闻》一直被认为是“野史”，是朝廷禁书，姑且置疑；然而，在《宋史·滕宗谅传》中，对“焚公使历”的原因也讲得很清楚了，并非滕子京贪污，而是由于调到泾州任知州时，“乃姑至部日，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，又间以馈遗遊士故人。宗谅恐连逮者众，因焚其籍以灭姓名”。这就是说：如不“焚公使历”，使朝廷了解之所以“用公使钱无度”（即较大幅度超支）的真相，自己并不贪污，充其量只是工作上的“错误”，而“焚公使历”（烧掉账目和有关档案）则是犯罪行为，朝廷是要问罪的。他为何要避轻就重？按惯例，泾州的行政长官到任后，都要犒赏居住境内羌族诸部落的酋长，以示安抚，滕子京性格豪爽，犒赏的数目较多；若不焚“历”，便会留下一大批曾接受过“犒赉”的“诸部属羌（酋长）”和“馈遗”过的“遊士”姓名，他们将被追究；而一旦这些人被追究，不难设想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，是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这个大局的。再者，从《涑水纪闻》所记滕子京修岳阳楼的举措来看，他是吸取了“用公使钱无度”的教训的，因而才“不用省库钱，不敛于民”，但对“民负债者争献之”的“近万缗”，由于“置库于厅侧，自掌之”，因而使后人怀疑他“自入者亦不鲜。”他这种亲自掌管钱财的做法，在知湖州时，因“大兴学校，费钱数十万”也同样如此；当他去任后，也同样有人怀疑他有“欺”，直到他的继任者胡宿站出来才得以澄清（见《宋史·胡宿传》）。也许有人要问，他既不贪污，为何不交属下去办，而要亲自掌管？这是因为滕子京长期做地方官，对当时的吏治很了解，凡掌管钱财者多有贪污行为，故才宁愿让人怀疑才这么做的。不管在岳州修岳阳楼也好，还是在湖州大兴学校也好，由于他亲自掌管钱财，都曾被人怀疑过，但都并非事实，仅仅是怀疑而已。因此他才在当时深受百姓的爱戴，才得到范仲淹等一朝重臣的袒护。滕子京在岳州到底有没有贪污？我们可从下列材料中找到答案：欧阳修的好友刘原父在岳州亲见其家境的诗《次韵滕岳州谢王南郡酒》中云：“谁信专城千骑居，空斋图籍两三橱。”意思是，谁敢相信常统帅千军万马的滕太守家境竟如此清贫？房中仅有两三柜子书而已。滕子京死后，范仲淹在《祭滕子京文》中承诺对其幼子“我今抚之，必教有称”。若滕子京家有巨额钱财，用得着范公这样做吗？《宋史》为他做的结论说“及卒，无余财。”既是贪官，岂能无余财？近年在滕子京的家乡修建国道时，发掘迁葬了滕子京及其妻、妹与女儿的墓葬，四座墓葬除墓志铭外，仅有陪葬品砚一方、口衔玉兔两只、瓷魂坛两只。何其俭朴！滕子京在岳州除修建岳阳楼外，还做了三件大事：迁建岳州学宫、修通和桥及筑堰虹堤。这三项工程如果“所得近万缗”够用吗？今存岳阳楼，在清光绪六年重修时的耗资就是两万缗。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，屡贬屡谪，历经磨难，最高官职也只是个宫廷中“图书馆长”（天章阁待制），与范仲淹不是同一官位层次上人，也称不上文学家，毕竟忧劳过度，只活了57岁，也算是“英年早逝”吧。但其为人豪迈自负，的确是位有才干，有抱负的政治家。滕子京（990-1047年），名宗谅，河南洛阳人。曾任左司谏、尚书祠部外郎等职。在朝廷，他“谠论侃侃，屡触权要”。他在任甘肃庆阳知州时，防御西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因为他“负大才，为众忌嫉”，被人诬告，庆历四年，被贬为岳州知州。不久，将岳阳治理得“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”。文才武略兼备的滕子京，对山水名胜颇有见地，他在给范仲淹的信中写道：“天下郡国，非山水环异者不为胜，山水非有楼观，登览者不为显”。因此，第二年，滕子京即着手重修岳阳楼。新修的岳阳楼雄峙一方，规模宏大，甚是华美典雅。楼台修好后，滕子京总认为还缺了一点什么，那就是怎样才能使岳阳楼闻名于世呢？于是他想到了同窗好友范仲淹，并给范仲淹写了一封《求记书》，绘制了一册《洞庭秋晚图》随记书一并捎去。果然，范仲淹不久后便将一篇洋洋洒洒的《岳阳楼记》送抵岳阳，滕子京秉灯夜读，只觉得眼前一亮，酣畅淋漓，心中怦然而动：希文手笔犹现当年，此不朽之作矣！《岳阳楼记》仅三百六十九字，然而字字珠玑，尤其内容博大，哲理精深，气势磅礴，匠心独具，堪称绝笔。于是一夜间，岳阳楼随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千古名句而名播天下。岳阳楼是重新耸立起来了。假若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，何来此大观？没有滕子京修书求记范仲淹，有何来“先忧后乐”的《岳阳楼记》传诸后世？范仲淹是“先忧后乐”精神的宣扬者，滕子京何以不是这精神的践行者？滕子京谪守岳州三年。庆历七年正月由巴陵迁至苏州，由于积劳成疾，且被诬遭贬，心情长期抑郁，仅一个月便卒于任所，享年五十七岁。苏州的老百姓歌其能政。《宋史》对他有这样的评价：“宗谅尚气，倜傥自任，好施与，及卒，无余财，只数千卷破书”。范仲淹称之为“非常之才，所处州郡皆励精图治。欧阳修与藤子京书，称其政绩云：“去宿弊，出入便人与无穷之长利”。这就已经够了，这是为任一方最好的诠释。更为可笑的是，当年弹劾滕子京的那个燕度，受命“勘鞠”此案，他的调查结果却是“滕子京所用钱数分明，并无侵欺入己”。内查外调，竟是儿戏一场。我两次游览岳阳楼，总是恋恋不忘去拜读刻在岳阳楼上的那半副楹联:“范秀才,亦多事,数十年光景,甚么先甚么后,万家忧乐独关心!”总是在想，人世间，为什么总是办大事大错，办小事小错，不办事不错。为什么总是不做事的整做事的，为什么总是做实事者反遭诬？这就是真实的滕子京！

滕子京；滕宗谅；忠良也！